向傾斜於政黨利益、分割國家認同的媒體說不

向陽

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在他的名著《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一書中指出，民族乃是「文化人造物」，它的建構「是從種種各自獨立的歷史力量複雜的『交會』過程中，自發地萃取提煉出來的結果」。儘管這個共同體的想像是有限的，卻是主權國家形成的來源，也是國家認同的基礎。

安德森的論述，值得注目的，不僅於國族想像的概念，還在於分析影響國族想像的三種動力來源：一是生產體系和生產關係﹝資本主義﹞，二是傳播科技﹝印刷品﹞，三是人類語言宿命的多樣性，這三種動力，互為作用，形成「印刷語言」，因而促成新形式的想像共同體的產生，並為現代民族國家之登場搭好舞台。「印刷語言」是落實想像共同體、建構共同的國家認同的源頭。

從傳播學的向度來看，傳播作為文化最普遍和最根本的屬性，無論對於人類的生產或應用，都具備文化意義。傳播學者馬奎爾﹝Denis McQuail﹞認為，文化可以是個過程，也可以指涉「某些人類團體的共同屬性」，更可以指涉「由具有特定文化認同的人們，以特定的文化意義加以製碼的文本和文化產品，或者是為了那些具有特定文化認同的人們而產製的產品」。這段話具體解釋了大眾媒體具有型塑和建構國家認同的力量，他們可以促成國族想像的創造，也可以再製文化認同。

遺憾的是，當前台灣的媒體生態卻與此傾斜。從1988年報禁開放以來，迄今將近20年間，我們看到本來應扮演「公眾輿論」角色的媒體，如何隨著台灣的政治變遷而逐步走向「黨報」的回頭路。台灣的媒體不再善盡媒體作為公共領域的責任，而是成為黨同伐異的工具，落入台灣政黨對決的漩渦之中，成為政黨或政客而非人民的「看門狗」：他們在議題的呈現上類多建構和炒作，在輿論的表達上則傾向黨意和政客利益。這使得新聞媒體在報導與評論公共事務過程中，既無法傳播公眾知識，也不再提供人民知的權利；他們攪混公共議題於黨派鬥爭之中，他們抹黑擦白，渲染報導內容，最後扭曲了真實的社會、民意，導致媒體閱聽人「腦海中的圖像」的分歧、混亂和模糊。而這又特別表現在國家作為想像共同體的認同分歧之上，特別產生於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民進黨執政至今的6年之中。

媒體也和政黨一樣區分藍綠，這是台灣媒體生態最不可思議的現象之一；媒體也和政客一樣選擇統獨，這是台灣媒體生態最不可思議的現象之二；媒體也和一班百姓一樣界定省籍族群，這是台灣媒體生態最不可思議的現象之三──這和傳播學者或政治學者所認知的，新聞媒體應該對民主政治發揮重大社會功能的理想，已經完全背道而馳。這6年來，我們看到的大眾媒體，多數逢扁必反、逢綠必罵，卻又誇稱是站在人民的一邊、正義的一邊。這些媒體忘掉了，扁也好、綠也罷，最少擁有近半民意支持。在政治上，藍綠可以對決、統獨可以爭辯；但在媒體的角色和責任上，他們沒有選擇藍綠或統獨的權利，只有在報導中公平對待藍綠或統獨的義務，因為這才是大眾媒體的本分。遺憾的是，今天的台灣媒體，多數選了邊，部分還靠了岸。他們渾然忘了媒體是「社會公器」這樣簡單的道理。

更令人遺憾的是，媒體既然獨立於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作為第四權，他們就應該站在人民這一邊，善盡監督政府、國會與法院﹝當然也包括組成三權的政黨﹞的責任；他們應該站在社會的這一邊，根據事實，不夾帶偏見、不隱藏真相、不扭曲事實，進行報導；他們更應該站在國家的這一邊，守護公眾，守護國家，對於危害國家利益的新聞，必須有所節制，對於有助於國家認同的新聞，必須多所報導。只要用這三個要件來檢視台灣當前的媒體，我們就可知道哪些媒體是謹守客觀性、公正性、準確性和倫理性的媒體，是人民的守護者、國家認同的燃燈者。

要根本解決當前台灣媒體生態的傾斜和亂象，我認為必須從媒體閱聽人向傾斜於政黨利益、分割國家認同的媒體說不開始做起。新聞媒體的存在，是因為要保障公民的傳播自由、知的權利，在媒體濫用這種自由之際，閱聽人有權利向濫用新聞自由的媒體說不；新聞媒體的可貴，在於他們能夠獨立於政治力和經濟力之外，作為人民的喉舌而存在，閱聽人不能容許媒體被政治、經濟集團乃至敵對國家操縱、掌控，一旦大眾媒體違反這樣的信念，相對地就會影響大眾對於真相的認知、對於國家或社會的環境誤判。這樣的媒體就是閱聽人的公敵。只有閱聽人大聲說不，傾斜的媒體生態才可能獲得矯正，混亂模糊的想像共同體才可能因此澄清，而符合多數人民想像的國家認同才可能因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