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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般國家而言，經貿政策的重點在於如何在效率與分配之間取得平衡；然而，對於面臨潛在外來挑戰的國家來說，政府就必須把對外投資貿易的決策，放在安全保障的戰略框架中來思考，魚與熊掌勢必無法兼得，更不用說貿易帶來的所得分配的任務。
自來，在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經濟架構下，比較利益成為無限上綱的指導原則，自由貿易幾乎是不容挑戰的政治正確，特別是在冷戰結束以後。如果，從歐盟發展的例子來看，經濟上的相互依存似乎能緩和政治上產生的衝突；相對地，從兩次大戰的經驗來看，經濟依賴反而是國家之間衝突的前奏曲，特別是在雙方實力不對稱之際。
短期而言，貿易的確可以帶來財富、而且多少會給社會整體產生水漲船高的效應，特別是當國內經濟衰退、又沒有外部威脅之際。不過，由於貿易關係可以順手被當作軟性的武器，尤其是在強敵虎視眈眈之際，理性的領導者一定會考量，究竟貿易與安全何者為重，以及隨著貿易而來的沉重國家安全成本、要由誰來承擔的問題。
長期來看，中國因為貿易而間接帶動的經濟成長，可以輕易地轉換為其他面向的國力，尤其是軍事武力的累積。從張榮發、許文龍、王永慶到施振榮，他們不像中小企業台商，多少是因產業外移而被迫跟進，而是在自由意志下，要搶食中國市場，因此，這些人即使不是加害者，至少也會是為虎作倀的幫兇，卻絕對不是楚楚可憐的受害者。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向來毫不掩飾對台灣所採取的三叉策略，也就是在以血緣文化動之以情以外，軍事威脅、外交封鎖、以及經濟利誘齊頭並進。大財團並非不知中國「以民逼官、以通促統、以商圍政」的策略，卻硬是要相信中國真的會信守政經分離的說法，這才是真正的自欺欺人；更駭人的是，他們不只是以降低交易成本為由、要求開放直航，還要以相關企業所聘僱的人力，裹脅政府在國家定位上的讓步，這已經逾越利益團體的本分。
問題是，在內外夾攻之下，到底國家要扮演何種角色？對於外來壓力逆來順受，作多少、算多少？作為中性的競技場，反映國內政經力量的競合，忠實地將其偏好表現在政策上面？還是作為具有自主性、有理想、有所為的主導者？
雖然面對國際困境侷限與國內反對勢力抵制，政府不應當作舊有政經結構的人質，而是要動員多元的社會階層，積極地做好決策者。在經貿方面，政府不應再放牛吃草，而是應該先從事戰略物資、科技、人員的嚴格管制，加強防範經濟戰爭的逼近，並且加速主導經貿方向的調整。至少，讓「新台灣之子」學其母語，將有助於台商南進；加強西班牙話，可以強化與中美洲的交往，為跳往北美自由貿易區來鋪路。
施正鋒( 作者為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台灣國際研究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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