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來，不管是「新民進黨運動」、還是其他改革宣言甚囂塵上，內容多集中在民進黨的清廉、有無傾聽人民聲音等浮面的問題。民進黨如何改革是民進黨家務事，外人毋須置喙；目前台灣最大的問題，卻是所面臨的情境、內部社會的變化，以及當前的挑戰等。

說老實話，這也與民進黨互動密切的知識界、社運界，其知識基礎所提供的分析，能否有效面對困境有關。而這絕對不是以「民進黨不尊重知識界」，或「克勞塞維茲的魔咒」（吳介民語）這樣的批評就可以處理的。

舉例來說，過去理解台灣民主發展多以「民間反對運動ＶＳ.黨國體制」的二元對立軸線來處理，但對國際脈絡的解釋卻是空白的。這於是導致所謂「一中」的二律背反。意即過去國民黨黨國體制藉由「一中」的法統神話來正當化統治台灣，並以這種法統論述，抵擋包括國會全面改選等實質的民主議題，也因此台灣民主論述主要是與「一中」進行對決。

但是主導外交的國際中國專家，如傅立民（Charles Freeman Jr.）等人，卻認為是美國的「一中政策」安撫了中國領導者，穩定了美中關係以及台海情勢，使台灣得以有民主改革的空間。所以國際安全主流派反而認為因為「一中」穩定了台海外在環境，因此是促成台灣民主改革的重要因素。這就和島內的主流認知完全不同。

以上論述說明了兩個現象。第一，台灣的民主發展在當時是與國際環境是脫勾。國內是著重台灣民間社會對抗黨國體制的「反一中」民主論述，國外則認為「一中」穩定台灣的外在環境；第二，台灣的民主論述缺乏國際脈絡的分析，因此對這種說法，台灣無法提出相對的解釋。

但九○年代台灣的民主化，以及冷戰結束的國際環境等兩個因素，使台灣需要一個更完整的民主故事。以民主化來說，當國民黨由被改革的對象，在某種程度變成改革的一環時，原先的二元對立認識就需要調整。必須了解包括國民黨以及民進黨等政治力量，對台灣民主發展的正負因素為何。較全面的分析不僅必要，在現實上也有助於處理族群問題。因為當一個族群認為自己是被改革的對象，是政治不正確的歷史存在時，那麼族群問題永遠無解。

至於在國際上，現在台灣所面臨的挑戰，最明顯是中國的崛起、亞太戰略環境的重新洗牌。同時台灣也面臨全球化的問題，而在競爭力、民主治理、以及社會公義等幾個價值掙扎。如何具備有效的治理能力以確保競爭力與社會價值，並避免因為全球化的洗刷成為「失敗國家」，遂成為重要挑戰。偏偏因為中國的威脅，以及中國在全球化所扮演的角色，而更為複雜。

中國崛起使得過去台灣民主所攻擊的「一中」，已經不再是國民黨的「法統神話」，而是實質的國家武力威脅。同時中國威脅也開始影響台灣內部的民主步伐，這包括我們的憲改／新憲議程，連「正名」、「教科書改革」等都成為國際安全議題，遑論公投的「被軍事化」。這些問題又隨著中國的強大而影響更高。大家如果不健忘的話，台灣在九○年代中期有六次修憲，哪一次會這麼「被軍事化」，冷戰剛結束，中國面臨天安門事件的國際封鎖，北京又哪敢對台灣駐外單位改名大呼小叫哩！

正因為台灣的民主論述缺乏對國際脈絡的掌握，因此在國際安全專家以「遵守一中才是負責任的民主」，反向指控企圖掙脫一中束縛的台灣民主時，台灣就無法有效回應，同時也無法將台灣民主與區域安全進行正向連結，更不要提如何確認對台灣民主有正負影響的國際因素。

在這樣的意義下，任何政經與社會改革的議程，其實是台灣需要什麼樣的體制，可以在全球化的挑戰下，還能進行有效的民主治理、維護國家安全、與發揚社會公義等任務。這才是憲改的核心，有關「總統制ＶＳ.內閣制」的爭論不應該是憲政學理的問題，而應該在這樣的角度下來處理。

因此民進黨改革論述的欲振乏力，提醒了關心改革的朋友們，更需要追問的是，如何看待台灣今天面對的問題，以及反省過去理解台灣社會的知識工具與方法有何缺失？相信進行這樣的典範改革，才能有效回應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