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市長朱利安尼曾經擔任多年的檢察官，對於刑事司法體系運作知之甚詳，充分運用其專業知識，神準的進行治安策略的規畫與執行。反觀胡市長，主要專業在外交，加以身邊可能缺乏或不懂如何運用治安專家，難以為台中發展出有效的治安策略。

但完全怪罪胡市長，似乎也不盡公平。因為除了人格特質與專業能力外，整個制度的配合也很重要。例如朱利安尼可以在很短時間之內，要多少警力就有多少警力；他知道紐約市需要什麼樣的警察，在人力招募時，就設定要什麼樣條件的警察（因為充足的警力不代表能發揮改善治安的功能）。美國的警察事務完全屬於地方政府，朱利安尼對警察局長的人事有絕對的權力。

反觀胡市長，能要到多少警力，非市府能夠決定，也不是短時間能達到；要什麼樣的警力，亦非市長所能定奪；警察局長與分局長的人事，胡市長也不一定能使得上力；再加上整個政治、經濟、社會與媒體生態上的制度因素，都不是市長一人所能改變。只是前述說法難免過於消極，如果胡市長願意嘗試，也可能塑造治安改革或改善的氣氛。

但筆者必須提醒，改善治安不能操之過急，根據經驗顯示，短淺的治安策略不僅無助治安改善，卻可能導致治安進一步惡化。如果胡市長願意多花一些時間，找到真正治安專業人才，同時給他充分的權力與支援，發展多元治安改革方案，同時想辦法突破現行制度，而不是只在向中央爭取多少人上作文章，台中的治安才有可能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