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共識

王崑義（作者為戰略學者、台灣國際研究學會會員）

刊自自由時報 2006年06月06日

二○○四年一位美國學者雷默曾為中國的發展模式，提出一個「北京共識」來概括其特質，讓那個曾經從「摸著石頭過河」，到希望建設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國家，有了一個可以跟國際對話的名稱。

雷默對「北京共識」所指稱的內涵包括創新的價值、在混亂中建立一個永續發展的模式以及建立一個自主解釋的理論。這三個內涵漸漸已經變成國際社會取代「中國威脅論」來評估中國發展的指標，讓中國逐漸擺脫國際社會對它的制約性。

反觀台灣，經過本土化、民主化的轉型，到阿扁時代朝小野大的對抗，進而執政者內部的腐化所引發的政治危機等，台灣民主轉型的經驗，其實也可以採用「台北共識」的概念來概括解釋。畢竟，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經驗或模式，不管是好或壞，它都是人類社會可以共同借鑑的價值。

當然，「北京共識」是偏重於經濟和社會層面發展的解釋，它是脫胎於一九八九年「華盛頓共識」被用來解釋美國以自由經濟制度推廣於拉丁美洲失敗的經驗，那麼「台北共識」必然也要相對於「華盛頓共識」、「北京共識」之外，一種偏重於政治發展的經驗，這種特殊的經驗很難再用已經普遍被認定的「民主鞏固」概念來涵蓋。畢竟，台灣政治發展的經驗是在外有美、中兩大強權的制約，內有舊式政權遺緒的復辟，讓本土政權一直處在搖搖欲墜的困境，但這樣的政權卻奇蹟的安度六年，沒有變成早夭的政權。

遺憾的是，一個危機重重的政權，卻因內部的貪腐而出現了真正的執政危機，所以如果使用「台北共識」的概念來指稱台灣的政治發展經驗，那麼決定一個政權的永續與否，內部是否貪腐變成是重要的變數，而這也是「北京共識」所無法涵蓋的經驗，因為中國內部貪腐的行為比台灣嚴重許多，卻沒有危及中共政權。

所以，台灣政權的貪腐經驗應該是一種教訓，未來「台北共識」也必然會成為全球發展國家的一個共同的教訓。

（作者為戰略學者、台灣國際研究學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