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時期台灣人的電影實踐

李政亮

北京大學哲學博士／自由作家

如同電影史研究者所指出的，電影在全球範圍內的迅速擴散，可說是二十世紀第一波的全球化現象。值得注意的是，法國盧米埃兄弟於1895年在巴黎首次的電影公開放映；同年，也正是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的開始。

電影與政治之間有著極為緊密的關聯。一方面，電影在全球範圍內的迅速擴散，來自於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思邦所說的「帝國的年代」背後的強勢政經力量。另一方面，電影也被這些強勢政經力量用來塑造「野蠻落後」或是「神秘東方」的他者形象。作為東方新興的帝國日本，很快地也意識到電影的政治功能。1880年代左右便企圖併吞朝鮮的日本，在電影發明之初，伊藤博文便透過電影作為媒介，安撫朝鮮民眾對日本企圖併吞的不安。也在伊藤博文的勸說之下，對台灣電影初期發展有著重要影響力的高豐松次郎來到台灣發展。

日據時期台灣的電影發展，初期主要仍由有著強勢政治經濟的殖民者所支配。「文明」是被稱為日本最大啟蒙者的福澤諭吉追求「一國之獨立」的方式，卻也是其構築「脫亞入歐」的重要論據。更為重要的是，福澤諭吉思想的轉變，正好也符合明治政權的轉變。以文明之姿統治台灣的日本殖民政府，在殖民之初，便嘗試給予士紳階級的文明震撼。就電影來說，一方面放映日本戰勝的影片，另一方面，高松豐次郎也尾隨「理蕃」部隊拍攝日本軍隊的實況，藉以透過放映標示日本軍隊的威武。電影除了有其政治功能之外，同時也是休閒生活的一環。日本佔有台灣之後，便吸引日本資本的進入台灣經營電影事業。

面對日本的強勢力量，日據時期台灣人的電影實踐依時序約有幾種不同的反抗力量。第一種反抗方式是文化協會的「美台團」。「美台團」的成立必須放在文化協會對現代性的追求與苦惱出發。在台灣逐漸步入現代社會情境之下成長的知識青年，是文化協會的重要骨幹；他們嘗試以啟蒙姿態教導台灣人諸如現代議會、法律的知識。儘管文化協會的演講經常萬人空巷，不過，日本報紙卻也很快地看出文化協會的問題所在：文協精英的語言是新的，並無法為群眾所理解。在此情形之下，電影便成為較生動的啟蒙方式；影像加上辯士時而穿插政治演說的方式，成為極為特殊的電影實踐方式。但是，隨著文協的左右分裂，電影巡映隊的方式也無疾而終。

步入1930年代，資本主義逐漸在台灣深耕。百貨公司、電唱機與唱片、收音機等的普及，使得城市成為一個嶄新的消費空間。本地資本投入電影事業也逐漸增多。1930年代的文化人出現兩種對抗日本強勢文化的方式。第一種方式特別是例如臺北的《風月報》與台南的《三六九小報》選擇以汲取上海電影資源對抗日本的強勢力量。第二種方式則是流行音樂工作者，當時流行音樂工作者與電影的聯結主要是為進口的上海電影進行主題曲製作。這批流行音樂工作者清楚地意識到深入大眾的重要性，不同於當時知識精英普遍以有色之眼看待歌仔戲，在他們的創作之中，除了以歌詞詮釋或介紹電影內容之外，更重要的是，流行音樂工作者經常採取歌仔戲所慣用的七字調。

在不同的電影實踐當中，建構了相當不同的本土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