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認同是一個正義的問題

彭渰雯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我在美國唸書時，有一次課堂上討論認同政治，我們讀的是女性主義政治學者Iris Young的著作。Young有一個重要的立論是我一直到現在都很同意的，那就是「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重點不在於認同，而在於政治。也就是說你有什麼認同本來是你自己的事情，但它之所以成為一個課題，是因為某些人因為她的認同被打壓（如同志）、被污名歧視（如外籍配偶）、甚至被屠殺（如白色恐怖時代的眾多「非外省人」）。我們那堂課的老師是世界知名的女性學者Susan Fainstein，她是猶太裔。我特別記得她舉了一個親身的告白，就是她對於許多猶太裔鄰居朋友熱情地邀請她參加猶太文化或猶太人之間的活動一事，「總是提不起興趣」。

想像在二次大戰結束的十或二十年內，Susan以及任何一位猶太人絕對不會有這樣的想法，更別提這樣說出口。因為彼時大屠殺的血淚未乾，大屠殺的教訓尚未被世人徹底反省與檢討。如果有人這樣說不只是政治不正確，根本是道德上的冷酷無人性。但是在今天，特別在美國，當猶太人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媒體等各領域，都屬於支配階級的時候，我充分理解為什麼Susan會說她「總是提不起興趣」。我其實覺得很感動，因為當Susan有「不感興趣」的自由，且沒有政治不正確的顧慮時，正說明了猶太人的認同早已不再受到壓迫。事實上，還有許多猶太裔的學者反過來批判自己的猶太族群對於巴勒斯坦人的打壓。

        我認為以這個取徑來思考台灣的族群和國家認同，特別是加上歷史的縱深之後，可以比較清楚的找到問題重點。當然前提是有一個民主多元的環境，讓我們可以讀到從不同角度再現的歷史。作為一個外省第二代，在上大學以前，我沒有接觸過教科書以外的歷史，自然也沒有機會反省甚至認知到外省族群在特定的政治環境下被賦予的優勢（我有一位忠黨愛國擔任過大學教官的父親，我的母親也是三歲的時候逃難來台）。小時候我總以為，外省人「本來」就比較聰明、會讀書，因為班上前三名就通常是外省人嘛。所以可以說在我高中以前，基本上對於外省二代這個身份還蠻驕傲，也就是「認同」的。

一九九０年，就是我大一的下學期，發生了野白合學運。之後的種種遭遇和論述對於我的族群和國家認同的衝擊，以及其後轉變和覺醒的過程，因為篇幅關係，在此就不多言。不過我想特別指出，女性主義反對壓迫與歧視的論述立場，在這個過程中對我的認同反省，有很關鍵的作用。不過也因為篇幅的關係，在此我先談族群認同的部分。

我認為外省族群作為一個整體，它曾經在台灣歷史上擁有的既得利益，應當要持續接受批判和檢視，因為它延續到今天依舊影響著台灣福利資源的不公平分配。但是，外省族群本身內部的差異，也不該被忽略。許多外省人當年因為貧窮而加入軍隊再輾轉成為政治移民的過程，也是台灣珍貴而不該遺忘的歷史。我的兩位舅爺爺今年都七、八十歲，一位中風住在彰化榮民之家，一位身體還可以所以一個人獨居，經常我去探望他們的時候，真的都很想流淚，我覺得他們真是大時代下的悲劇人物。即使是我爸，雖然他在台灣建立了家庭，但是從小離家的顛沛流離、貧窮、四十歲才敢結婚等等，很多很個人的創傷和記憶，不僅造成他特殊孤僻的人格，也直接影響了我們全家，過去二十多年來戒嚴般的氛圍。又如我已經過世的外婆，在她被發現癌症末期之前，每天晚上一個人坐在客廳看著李濤「全民開講」，八十幾歲了還激動地跟著開罵的那個景象，我經常會想到。當我抽離一點看的時候，我覺得這些都是台灣很珍貴很異質的文化歷史資產，真的比任何電影都豐富而有戲劇性。

除了之外，這幾年以來，我對於外省族群作為一個政治動員的身份，早已「提不起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