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客運VS.中原客運
──國族重構下客家運動的兩條「路線」
楊長鎮
民進黨族群事務部主任
大綱：
一、少數族群與國族重構：客家在中國的經驗
二、戰後台灣客家的中國化建構
三、台灣國族重構情境下的客家認同：少數的焦慮
四、客家認同作為中原認同：中國性的再強化
五、客家認同做為本土認同：去中國性的發展
六、多元文化主義的本土客家經驗：多元文化主義架構下在地中國性與跨／文化的客家重構
附件1：本土化應建立在多元文化的價值反思之上*
楊長鎮
陳茂雄先生在自由時報的專欄是我不願錯過的精神食糧之一，但陳先生昨日(09/28)的文章卻讓我必須嚴正的指出，他在族群關係課題的反思深度和歷史認知程度都是嚴重不足的。
陳先生主要立論是批判客家人與外來統治者結合，這樣的批判大抵符合某些福佬族群菁英份子長期以來的主流觀點，就像過去關於客家「義民」信仰的福佬解讀一樣，雖然這種觀點過去多半留在心理不願提起。這種長期積非成是的成見完全欠缺歷史事實基礎，否則何以解釋台灣人抗日中客家與福佬幾可平分秋色的英勇表現！而台灣戰後包括社會運動在內的廣義反對運動中，我們也將難以解釋何以客家人的表現遠超出其占台灣人口比例；至於「義民」歷史，稍有做點歷史功課的人應該知道，義民的成分跨越漳、泉、粵和平埔，而引發義民反抗的林爽文其實是福建客籍的平和人。
台灣客家人從來不認為自己不是台灣人，也從不認為自己的母語竟會不是台灣話。進一步，如眾所週知，客籍作家吳濁流、鐘理和、鐘肇政、李喬等大家的作品，在各族群關於台灣人意識具有文化自覺意義建構的工作中，佔有無可質疑的重要（如果客氣一點不說是「主要」的）地位。也就是說，台灣人認同和台灣本土主流文化是閩客共同成長的歷史所創造的。也因此，我認為陳教授這篇反射動作式的文章，除了欠缺歷史常識和造成親痛仇快、激化族群關係以外，很難讓人理解還有什麼積極意義。
關於國家考試出現閩南語考題，客籍知識份子如徐正光、李永熾、李喬、曾貴海、吳錦發等人這幾天在各媒體出現的言論，都有超出單一族群立場和反射動作層次的反省深度。基本上，他們都從台灣本土化、多元化的去殖民文化運動觀點，將這次的爭議或爭論方向導向更根本的課題：台灣本土語言共同受難的歷史問題；從而將這次事件界定為一次族群關係的成長與學習場域。這些客籍的公共知識份子（public intellectual），對這次國家考試的命題方式保留了理解和體諒的空間，其動機正是基於對台灣人民共同命運的終極關懷出發。如果這樣的胸襟竟然得不到多數族群恰當層次的回應，和帶來族群關係更多的共同反思與成長，豈能不說是對歷史契機的無感、無知與浪費？
泛藍政客將這次國家考試議題導向閩客衝突，除了趁勢將扁政府的客家政策成績一筆抹煞，更企圖藉此進一步強化和擴大殖民政權的反本土政治價值，因此，這是一次具有戰略高度的政治作戰，而任何一個族群知識份子如果急著在情緒上頭發表欠缺思考反省深度的言論，就可能助長了泛藍的策略效應，增強了對台灣本土族群的認同分化離間。
台灣過去的族群關係歷史上，基本上是多數者壓迫少數者，強勢者欺壓弱勢者。在台灣人民共同努力下，少數強勢的統治歷史已逐漸淡出（fade out），此時，少數族群所憂慮者在於是否將有新的單一族群文化霸權淡入（fade in），如果台灣的本土化進程不能以深刻的多元化價值為基礎，那少數族群將懷疑為何要投入本土化的歷史工程？
此次國考牽涉族群應考者權益問題本身並不那麼重要，甚至其中也有雖以閩南語出題，但也符應客家傳統文化的重要考題，如食茶、講四句；所以問題重點在於這次事件已經被泛藍成功塑造成為一種族群政治的象徵。因此，作為社會輿論主體的各族群知識份子就應有更高度的自我批判和反思，而不是隨口水戰起舞，憑白坐實「福佬沙文主義」或「客家人反本土」的指控。如果台灣各相對強勢和優式的族群，在族群關係課題上對比自己較為弱勢或少數的族群（尤其是對原住民族），不能有更高度的同理心，並對多元文化主義有更深刻的體會和認識，而導致台灣的本土化成為新族群文化霸權的爭奪戰，那麼我們就不得不憂心，台灣人去殖民的文化主體重建工作將成為另一場苦難的開始！當然，另一方面，客籍同胞也應回頭看看歷史，客家語言被蹂躪踐踏的的歷史主角究竟是哪個政權。
附件2：邁向多元文化國家的客家政策
──以客家委員會作為台灣族群政治的變項看客家政策*
楊長鎮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終於成立了！
客委會的成立不但是客家社會的重大事件，也必將對台灣的族群政治產生一定的影響，客委會應該在怎樣的群政治位置上自我定位？我的看法是，客委會的行政內容固然以客家族群為對象，但客家政策和客家行政卻必需具有全體社會/國家的公共視野，必須自我預設一個多元文化社會中積極貢獻的角色；也就是說，客委會不僅是客家族群的客委會，她還是台灣多族群社會的公器，在台灣族群政治中發揮諧和族群關係而增進客家文化的功能。
在客家委員會成立之前，行政院已經有蒙藏委員會和原住民委員會這兩個以特定族群為施政對象的部會。蒙藏委員會是在中華民國憲法保障蒙藏自治的架構下，承前清的理藩院在中央設立的對口單位，也作為國族大一統的象徵；在現實的政治環境下，蒙藏委員會的實質功能和象徵功能都逐漸式微，實質上對台灣族群政治影響不大。原住民委員會的成立是原住民族運動所爭取的結果，企望以中央專責行政機構的成立，提昇原住民的地位並保障其權益。更確切的說，原民會是原運挑戰國家單一文化論述的產物，而因為原住民在文化和政經地位上極其弱勢的客觀現實，使原民會的功能地位非常清楚，而原運的訴求對象也因此明確，國家與原住民的互動因此進入體制化和常態化。原民會成立後，原運持續提出諸多議題，並在族群自治和土地權等重大項目上仍有抗爭空間，但原民會的存在提供了對話機制和體制調整的窗口。我們可以說，在族群政治上，原民會一方面在象徵上強化了原住民的認同，有助於原住民相對於國家主體或主流社會的自我民族意識建構；但另一方面，原民會（與原住民政策）也成為國家與原住民關係重建的平台，對原漢雙方而言，都是展開多元文化認知的橋樑。
和原民會同樣的，客委會也是族群運動的產物，並且，不必諱言，這種訴求自覺或不自覺地，是以原運的原民會訴求為樣板。但是，台灣客家和台灣原住民族在全體國家/社會中的地位與處境極為不同，因之，客委會的功能定位就不能直接援用原民會模式。全球原運處理的核心議題都是「原住vs.殖民」的矛盾，相當程度是挑戰殖民國家的民主憲法體制。一九八O年代晚期以來，台灣客家運動處理的核心議題也許可以有兩個部分：一是對戰後大中原主義政策下，漢人國家內部文化殖民的挑戰；一是少數族群對主流單一文化國家論述的挑戰。前一個問題在台灣展開本土民主化之後基本已可以解決，後者則是客家運動持續要面對的課題。相應於這兩個核心議題，我認為客家委員會一方面要將台灣客家的文化復振運動，放在本土化運動的脈絡下理解和處理，另方面則要站在豐富台灣多元文化的公共立場上，發展並發揮客家文化對台灣文化積極貢獻的可能。也就是說，客家委員會的客家政策是定位在本土化和多元化政策，這樣的定位將避免客家運動可能岔出的兩個危機：泛客家主義與大客家主義的危機。
所謂泛客家主義大抵有幾個徵候，如強調全球客家人口之壯盛，以原鄉崇拜「團結」全球客家，擴大解釋歷史上和現實上的客家現象和客家人物，無視於族群流動、互動的事實等等。泛客家主義將客家超時空化和脫時空化，忽略在地客家特質的自信與認同，忽視腳跟下土地的意義，抹煞具體歷史社會的脈絡及其所貢獻的養分；泛客家主義將使台灣客家運動去殖民、自我重新發現和追尋主體建構的原始理想喪失。
所謂大客家主義指的是以客家為中心，認為客家是「最優秀的民族」，客家話是「最優美的語言」，客家優於一切！大客家主義往往揉雜自卑與自大的焦慮，夾帶著不自覺誇大的受迫害情結，其極致則是大客家沙文主義，對其他族群懷著敵視、輕視、歧視或對立，對內則可能抹殺內部異質性，企圖建立標準客語、將客家圖騰符號化等等。這種大客家主義呈現出族群的自我刻板化，並且開啟族群間的負面循環互動，並有自我實現族群衝突預言的危機！
而多元文化理念下的族群觀，則承認不同族群各自的優越性，也接納和支持主體自由的認同發展。對人口比例和政治勢力都極端弱勢的原住民族而言，泛族群主義和族群優越論，也許是對抗極端處境的必要之惡。但台灣客家如採取泛客家主義或大客家主義，都將可能擴大族群間的誤解與矛盾，並且弔詭地讓客家主體建構的希望再度失落。
基於以上的檢討，我認為客委會和客家政策在消極面應避免本身成為多元文化發展的障礙，在積極面則應將客家運動架構在多元文化社會公共領域內，不但要求台灣客家文化的復振和客家社會主體性的重構，並且要進一步培養客家文化積極介入和參與主流文化的能力，建構客家文化與其他本土族群文化、現代文化互動交流的機制。也就是說，在族群政治上，客家委員會和客家政策應扮演「客家重返多族群公共領域」的功能，在本土主體性的場域裡，建立台灣客家與其他族群互為主體性的夥伴關係，讓客家的內涵真正能豐富台灣的多元文化！
附件3：我們都是撰寫臺灣歷史的主角*
彭鑫
對多數福佬人而言，把「台灣人」、「台灣話」與「福佬人」、「福佬話」等同，可能只是優勢族群不自覺的表現而已；但不可諱言的，也有不少福佬人依據自己對台灣史的解釋，認定客家人是台灣人的「叛徒」，不願接受客家人一起和他們「做台灣的主人」，他們對客家人提出種種帶有侵略性的質疑，認為客家人向來與統治者朋比為奸，欠缺台灣人反抗強權、建立本土文化自主性的勇氣，這樣具有負面形象的客家人，誠然是沒有資格與福佬人平起平坐的，誠然是不可坐享台灣民主化的成果的。最典型的爭論莫過於「義民問題」。發生於十九世紀的朱一貴、林爽文事件，在福佬人心目中是台灣農民蜂起抗暴的革命義舉，因為抗暴軍進入客莊時，遭到強大的抵抗，而事件結束後，戰死的客家民軍受清政府敕封為「褒忠義民」，因此，在部份福佬人眼裡，客家人勾結外來統治者的歷史可說是鐵證如山了；再者，近年來台灣的民主運動風潮中，客家人也被視為嚴重缺席，在早期「民主鬥士」名單中，客家人寥寥可數。
由於這些質問，客家人在驚愕之餘，部份人感到自卑、自棄，而部份人則感到憤懣不滿，而不管自卑自棄或憤懣不滿，都引發了客家人內部一連串的討論與反省。他們重新提出不同於福佬人的歷史解釋，認為「義民」的本質是少數族群的「保鄉衛族」，是一種生存鬥爭。對於一九四九年以降的民主運動，他們除挖掘大量的反證，以說明客家人對反強權的民主運動也有貢獻外，另外，還提出更有力的反擊，認為客家人對日本異族統治反抗之徹底，遠遠超過福佬人。
傳統的台灣族群關係清楚地投射在歷史解釋上，原住民與漢人之間如此（如吳鳳事件），客家與福佬之間亦復如此。可能是因為居於相對少數地位，可能是因為居住環境物質困窘、經濟基礎薄弱，這些因素，導致客家人在台灣歷史、文化解釋權上，也居於相對弱勢，不但清代府縣廳誌書的撰寫，幾皆操在居於縣廳府治所在地城市的福佬仕紳階級知識份子手中，即使在國民黨政權統治台灣後，重新編撰的縣市誌及省通誌亦大抵如此，因此，從事客家運動的分子認為，客家人的歷史面貌是被動地被設定的。
因此，客家運動不但提出了族群相處方式的課題，在運動的底層，也隨帶提出了「解放台灣史解釋權」或「重建台灣族群關係史」的課題，透過歷史的清算、反省，客家人重新為族群定位的意願是可以確定的。
檢討福佬、客家關係可能只是客家運動的消極意義，在更積極的面向上，也許可以給部份福佬人一個機會好好想想，福佬人可以片面壟斷「台灣人」這個象徵嗎﹖福佬文化可以完整代表「台灣文化」嗎﹖台灣新文化的塑造可能在詆毀客家人為「牆頭草」的歷史解釋下得到實現嗎﹖
當然，台灣的族群問題不僅是福佬與客家之間的問題，其它至少還有本省、外省的籍貫矛盾問題，多數而優勢的漢人與少數而弱勢的原住民之間，構成的壓迫與被壓迫的問題。而自人類的歷史經驗來看，所有族群問題的提出，都是具有高度風險的，尤其在台灣複雜詭譎的政治氣候下，這些風險甚至可能被惡意地予以膨脹和擴大。然而上述問題既然存在，那麼不處理風險可能更高於處理的風險，如果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不願當駝鳥的話，就有必要心平氣和地共同討論，這是降低風險最實在的辦法。
當然，我們也寄望從事客家運動的朋友，能以最謹慎的態度處理這個運動。對客家人而言，客家運動除經由對統治者語言政策之批判與反抗，納入民主運動之一環外；並且事實上也經由客家意識、客家文化感的覺醒，及對本土歷史的再解釋，而納入本土認同、本土文化重建運動之一環；在運動的文化面與政治面複雜糾結中，客家人明確地對社會提出要求完整族群尊嚴的意願，這對多族群、多語言社會之和諧有其正面意義；但在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的今天，不同社運項目及其所代表的人群之間的矛盾，也日見暴露出來，惟有在社會成員經由充分溝通與了解之下，能包容異質的整體理想或規劃才可能形成。客家運動似應積極的以目前「求異」的手段，達到與整體社會「不同而和」的目的。
我們更相信，台灣社會經由對不同族群之文化感、歷史感的啟蒙，重建健康的族群主體意識，可以使台灣意識、台灣文化得到更具體、完整的而有包容性的內涵，在現代化、民主化的過程裡，形成更具理想、深度的文化特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