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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媒體報導，日昨一位查賄績效全國冠軍的徐姓檢察官，疑因涉貪瀆案件，被雲林地檢署偵辦聲押，看到這樣的新聞，令人震驚與難過。也讓人不禁想問，職司犯罪偵查主導權的檢察體系，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查賄檢察官怎會成為受賄對象？
就目前而言，大眾主要是透過法律層面進行思考（解決），然而，法律（偵查）層面所思考的是針對犯案的個人進行追訴，找出行為人具體的違法事證。不過，這樣的思考邏輯忽略了制度因素造成的影響，因為長遠來看，必須同時探討行為背後的成因（誘因），才可能斬斷這些誘因，不再讓問題重複發生。具體而言，作者認為本案的制度（或文化）因素有三。
首先，政治文化問題。中南部縣市地方政治生態，大家其實心知肚明，簡言之就是講關係重人情的政治文化生態。換句話說，地方政治之所以賄選頻傳，和地方政治長期形成的文化有關，而這賄選文化的背後，就是地方綿密的非正式網絡關係。因此，若以司法或法律方式處理賄選案件，政治人物自然會以其一貫的行為模式，想辦法動用所有的人脈關係進行關說。於是透過包括承辦檢察官個人、家屬、朋友等，以各種不同的人情關說壓力，「迫使」檢察官「自願放水」。所以，如果賄選的誘因仍在（或者選制未作重大變革），相關政治人物仍會想辦法規避賄選的法令，或在案情爆發前後想辦法疏通、透過非正式關係影響承辦檢察官。可以說，如果政治制度不改，類似的案件仍可能發生。所以，我們其實很難期待檢察官負改變賄選文化的完全責任。
其次，績效文化問題。令筆者驚訝的是，警察組織因為長期以來重視績效所導致的「績效文化」，已漸漸擴散到地檢署，使得檢察體系存在追求績效的工作價值，於是經常以辦理重大刑事案件的多寡或以結案速度快慢，來衡量檢察官的工作表現。於是，造成許多檢察官只重結果不重
過程的工作態度，例如不久前高雄檢調人員發生集體栽槍案的承辦檢察官，根據媒體報導，該涉案檢察官的肅槍績效也是名列前矛。如果，「績效優良」檢察官的背後存在如此嚴重問題，我們寧願不要這些「績效」。再者，追求績效的背後，其實還涉及獎勵制度的問題。由於升官可為當事人帶來成就感與尊榮感，成為承辦檢察官的工作目標，而這工作目標也在上級（掌握升遷的長官）重視績效的態度上，強化了承辦檢察官對績效有特殊的偏好。
最後，人事遷調制度問題。根據媒體報導，徐姓檢察官的家鄉就在雲林，而徐姓檢察官從民國八十八年起就在雲林擔任檢察官。在此前提下，他本來就要面對比其他非在地檢察官更多的人情壓力。也就是說，如果檢察官的人事遷調，沒有考慮到這層因素，很容易導致檢察官成為賄選人脈網絡的一分子，很多司法不公（不一定純指風紀問題）的案件就這麼發生了。事實上，警察機關就有避免員警回家鄉服務的規定，目的就在避免因為人情壓力影響到執法的公正性，這也是未來檢察體系可以思考的作法。
本案係法務部推動「正己專案」所獲得的肅貪成效，值得肯定，但從長遠的角度來思考，我們不能忽略前述三個制度或文化因素。期使屬於偵查主體，有權指揮警察、調查員與憲兵，而且手握偵查大權的檢察官，能在乾淨的制度環境下維護與發揮社會正義的功能。
（作者為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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