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三合一選舉發生另一個難以解釋的現象，就是在地檢署檢察官積極努力查察賄選下，於選前查獲很多「罪證確鑿」的賄選證據；然而，這些因賄選被起訴或收押的候選人，卻採取悲情式的選戰策略，反而取得選民認同而當選。作者肯定地檢署在查賄上的努力，但同時認為在選舉前夕，由檢調機關介入查賄，本來就政治味十足，很難避免被當成政治議題，導致賄選問題的政治化。簡言之，賄選問題，不能單靠地檢署處理。

 問題的癥結點應在於，司法（檢察官）認為有罪，民眾（選民）卻認為無罪，顯然這中間存在相當大的落差。可以說，獨由地檢署進行查賄，可能難以解決賄選問題或可能衍生其它問題。

關於這種台灣政治賄選文化的奇特現象，就一九九三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North的看法，應該會認為是正常現象，因為根據他的主張，制度（包括正式法令與非正式文化）的改變本來就是緩慢而且是漸進的。換句話說，台灣政治選舉的賄選文化由來已久，甚至已經根深柢固成為制度的一部分。因此，透過正式（檢調介入）法令或執法方式要改變賄選文化，成效可能有限，因為選民的集體認知（或政治文化）不會因檢調機關執法方式的不同，短時間改變選民對賄選的文化認同。

具體而言，目前台灣「講人情、重關係」的社會文化，充分表現在（政治）選舉。在此前提下，地檢署透過強勢執法的方式改革選風，成效當然就會受限。不只是說，檢調機關認定的賄選行為，候選人與選民可能會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解讀下，轉變成另一種不易被檢調查獲方式繼續存在，許多變相的賄選方式應運而生。而且，強力查賄亦可能帶來後其他後遺症。例如二三個月前雲林地檢署發生的查賄高手檢察官，最後成為受賄對象，原因之一就在於，檢察官或地檢署必須「單獨」面對龐大的政治「人情壓力或攻勢」，品操問題就這麼發生了。

既然賄選的成因涉及深層的政治與社會文化，因此，這種獨由地檢署負責改革選風（賄選）的邏輯，就像要警察改善治安一樣天真。我們其實無法或難以期待檢察官在短時間改革選風，因為賄選不是檢察官製造出來的，也不是因為檢察官才發生的問題，而是整個政治與社會文化或大環境的因素使然。合理的說法是，查察賄選不應只是地檢署的工作任務，而是政府跨部門、跨層級，甚至是跨黨派、跨族群以及所有民眾都必須認同的工作。

那麼，賄選到底要不要繼續查下去？

筆者認地檢署要繼續堅持下去，只是在具體作法上可以修正，而這可以分從以下三點來談：第一，建立政府跨部門跨層級的合作機制，而這可由地檢署主導，邀集相關單位共同分擔查賄的工作，畢竟賄選是不良的選風；第二，避免查賄被解讀為政治事件，政府（地檢署）應針對此次查賄的經驗，思考如何避免司法介入被解讀為政治議題；第三，應建立賄選的預防機制，例如在選前就進行宣導與約束，以及透過宣導或教育方式，讓賄選的議題能深入民眾。

不論是查察或預防賄選，都應透過結合各部門甚至激發民眾反賄選的意識，不是僅靠地檢署，就能扭轉目前不良的選舉文化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