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道德主義暴力

薛化元（作者為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台灣國際研究學會會員）

刊自自由時報 2006年08月24日

在民主憲政的制度運作下，固然可以以道德質疑執政者，但執政者因為道德瑕疵下台，則並非常態。甚至在一些先進國家的憲政體制下，基於國家政治安定的考量，國家元首除了內亂外患罪，或是經過「彈劾」等體制內特殊情況外，在任內可以免於司法訴訟。

而台灣好不容易從強人威權體制解放，十幾年來逐步朝向民主憲政的正常化發展。可是，對幾十年來兩蔣領導的國民黨當局，破壞憲政、戕害人權的作為，並未深入進行歷史批判，許多長期以來形成不正常的制度慣例也未被檢討，更遑論建立合理的制度或運作模式。這個問題是攸關未來台灣走向的重要課題，陳水扁總統與民進黨執政六年，對於此一「轉型正義」課題用力不夠，確實應該遭到批判。至於許多政策的制訂、執行，至少離支持他的選民期待過於遙遠，單單行政權便可以實施的選舉支票也跳票不少，國營企業的「正名」未能推動，就不是以「朝小野大」可交代過去。就此而言，在民主憲政的運作下，要求他對此負責、道歉，甚至在他不願有效改善的狀況下，根據程序推動罷免、倒閣，才是「正道」。反之，將原本做為要求、期待政治人物的「道德標準」，凌駕在憲政體制之上，或是強調執政者一定必須因為家人或自己的道德瑕疵自動下台，否則不惜以「道德動員的一波波（群眾）運動」，要求元首必須在體制外的途徑下台，則大有商榷的餘地。

首先，原本的「道德要求」，被「無限上綱」擴大到道德範疇之外的政治領域，特別是以所謂總統的親信、親戚、家人涉案或有道德瑕疵為由，要求總統必須負連帶責任下台，在民主憲政的常軌下，爭議性就更大了。這與其說是朝向西方近代「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發展的重要行動，反而是帶有濃厚的「泛道德主義」色彩，有從近代民主憲政體制往「中國前近代傳統政治道德理想」倒退的可能。

其次，在台灣民主憲政朝向正常化發展之時，藉著對既存許多不合理制度或行之有年慣例的批判，並推動包括既有「首長特支費」報銷方式的制度改革，當然是相當正面的發展，也是台灣進一步擺脫兩蔣強人威權體制的歷史「遺產」的必要工作。然而，若忽視制度改革、建立的問題，而流於以「道德標準」為訴求，要求「總統自動下台」，又欠缺歷史的批判、檢討，就不免令人感到遺憾。



（作者為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台灣國際研究學會會員）